在传统中华文化中，“死”仿佛向来是个“违禁词”：比如带“4”的号码总被剩下；短视频里出现死者，弹幕齐刷刷“无意冒犯、厄运退散”；大过年说“死”字，会被长辈批评……中国人为什么忌讳谈“死”？死亡究竟意味着什么？“死亡教育”这堂课，我们该不该补上？

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王晓霆表示，死亡对每个人来说，都是一堂必修课。“死亡教育”其实也是“生命教育”，如果缺乏对死亡的理解和对生命的敬畏，将是可怕的沉沦。

家长会下意识地在孩子面前闭口不谈“死”，以为这样能把“恐怖”“灾难”“厄运”等隔离在孩子的世界之外。殊不知，只有当一个人能够坦然面对和讨论“死亡”，他的生命才会更有质量。这也就是为什么那些“绝处逢生”“大难不死”的人，往往能更热情、更坦然地去生活。

著名心理学家维克多·弗兰克尔是奥斯维辛集中营幸存者之一，他在《活出生命的意义》这本书里，描述了在集中营里眼看着亲人死于毒气室，自己遭受身心折磨，仍然向往着自由的经历。弗兰克尔在炼狱般的恶劣条件下，凭着“向死而生”的信念和顽强的毅力生存了下来。他将自己的经验和学术结合，替人们找到绝处再生的意义。他的一生对生命充满极大的热情——67岁开始学习驾驶飞机，并拿到了飞机驾照；80岁成功登上了阿尔卑斯山。

王晓霆提出，按照弗兰克尔的“意义疗法”，可以尝试通过三种方式来发现生命的意义：

（一）设定人生目标并为此努力。这个目标不是父母或他人设定的，而是自己设定的。哪怕只是实现一个小小的不起眼的目标，也能让人精神振奋和充满自信。

（二）体验痛苦的承受能力。生命是无常的，我们不可能回避痛苦的体验。当我们提升了对痛苦的耐受性，就更容易在看似毫无希望的、无可改变的境地中，找到生命的意义，从而坚强地活下来。

（三）体验生命的多样性。譬如：养育一只宠物，陪伴它、呵护它，直至死亡后送走它。爱是直达人心的唯一途径，通过爱，我们才能看到其他生命的本质特征，继而认识到自身的所能。

那么，此时此刻读到这篇文字的你，是否也曾思考过，既然生命有限，怎样才算过好这一生呢？